从主厨到自创品牌：台湾面包冠军林育玮北京再出发******
中新社北京1月31日电 题：从主厨到自创品牌：台湾面包冠军林育玮北京再出发
中新社记者 李晗雪
2013年，当多数大陆消费者还闻所未闻“软欧包”、也尚不习惯以更高价格购买“不过是早点”的面包，以原麦山丘为代表的烘焙品牌横空出世，一度掀起“跨城代购”的热潮。当时的行政主厨、台湾地区面包大赛冠军林育玮，曾是原麦山丘品质保证的金字招牌。他从2012年便自台湾搬到北京加入原麦山丘，参与其初创到成熟的过程；但在2019年，林育玮选择了离开带来过无限风光的原麦山丘，自创烘焙品牌，重新出发。
资料图为林育玮制作面包。 中新社发 㞭客烘焙 供图林育玮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聊起从初来北京到自创烘焙品牌的十年经历。
在原麦山丘工作的几年，林育玮从零开始熟悉大陆市场，了解到消费者希望吃到无香精色素的“原始”面包，他也是因此开发出“返璞归真”的软欧包产品。那时很多消费者关注到原麦山丘，正是因为这类“质朴面包”的稀缺性。
随着这种新烘焙标准的树立，几年间，大陆烘焙市场有了明显变化和成长，以店内新鲜烘焙与优质健康食材为卖点的手工面包店越来越多，“懂面包”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大。林育玮认为，这是市场优化的标志。
资料图为㞭客烘焙店内陈列的烘焙产品。 中新社发 㞭客烘焙 供图林育玮表示，随着原麦山丘成长为成熟品牌，相应地不易再作太多新的尝试与改变；但作为面包师，他希望不断研究开发各类面包甜点，也希望消费者对他有新的了解。因此，2019年与原麦山丘合约期满时，他决定突破自己，重新创业。
2020年，林育玮与合伙人筹备自创烘焙品牌。这一次，他的身份从主厨变为创始人，这意味着除了产品研发，还要承担成本控制、人员培养等管理工作，压力更大。但过去八年积累的人脉与顾客群，给了他自立门户的底气。2021年8月，林育玮与合伙人在北京751艺术区开启了第一家“㞭客烘焙”。
资料图为㞭客烘焙的店铺。 中新社发 㞭客烘焙 供图㞭客的“㞭”字，巧妙化用了店铺所在的大山子社区名称，同时也是诚意“待客”的谐音。新店主打高品质吐司，同时售卖从欧包、曲奇到甜点几乎全品类的烘焙产品。对林育玮来说，这是一个更能实现想法的空间。他将面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分享给顾客，比如鼓励大家探索白吐司的100种吃法。他几乎每天都去店里，与顾客聊聊天，大部分时间则泡在厨房。
2021至2022年的疫情起伏，对新开业的店铺有更大的挑战。林育玮坦言疫情期间损失很重，但并未改变他在北京创业的信心，因为“消费者记得我们”。许多老顾客从他在原麦山丘工作时就一直喜爱他的产品，“㞭客”开张后也继续光顾；有住得远的顾客团购下单，还有顾客疫情中买一大单面包囤在家里。忠实顾客的支持和正向反馈，让他相信难关会过去。
在北京经营烘焙的压力，慢慢转为动力与活力。林育玮说，北京的生活步调是有点快，但对服务业来讲是好事，因为业者需要不断随之更新迭代、寻找新的商业资源。另一方面，他在北京结交到许多烘焙师朋友，大家定期聚会、探店，并且彼此间并不觉有竞争关系，反而是互相分享技术、讨论产品改进，“因为北京够大，大家各有各的特色与顾客群”。
资料图为林育玮制作面包。 中新社发 㞭客烘焙 供图“在北京生活很充实，现在回台湾像是休假。”今年春节，林育玮回台湾过年，也是在历经疫情中的创业初期后，有机会沉淀下来、思考未来发展。他对疫情后的大陆市场很乐观，今年打算去更多城市考察学习，同时还准备拓展新店，呈现更丰富的产品。他说，㞭客不会满足于做一间服务地方的精致小店，“未来，我们会朝着连锁专卖店去突破。”(完)
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 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最难将息。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的。 在他的客厅坐定，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显然是乐观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一个作家，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巴金说：“那几项工作，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10篇，结果写了11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签上名，送给我。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是，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家访问过。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 当然，“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刊物、出版社的“盛情约稿”。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为了这部被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巴金在已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周而复把这个倡议，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为文学馆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别时，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当然，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 一分pk10地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