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可以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

　　【海峡聚焦】

“在深圳，可以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

——访在深圳创业就业的台湾青年

光明日报记者 党文婷 严圣禾

　　“深圳已经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了！”临近春节，台湾青年、深圳市艾薇达烘焙培训有限公司主理人刘天庭告诉记者自己的假期计划，“我们今年春节打算留在深圳，去一个很要好的客家朋友家里一起过年。我太太是台湾客家人，特别想体验大陆的客家风俗。”

　　无独有偶，深圳市伟富涂装有限公司经理纪伟祥也打算和母亲一起留深过年。“春节后我就打算启动新项目，把台湾的创业团队带到深圳，专攻聚氨酯、碳纤维等新材料的开发，搭建全供应链体系。”

　　作为台商进入祖国大陆最早、投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近年来，深圳全面深入开展对台经贸、对台交流，让深台两地的深度融合取得新突破。越来越多来深创业就业的台湾青年，成为“来了就是深圳人”中特别富有活力的细胞。

2022第五届海峡两岸暨港澳无人机航拍创作大赛颁奖典礼在深圳举行。资料图片

　　真情关爱温暖人心

　　“这里和台湾的营商环境很不一样，不仅内外销都方便，供应链成本也低，更重要的是政策利好。”纪伟祥说，疫情期间，政府出台了社保免缴、贷款延期等一系列惠企政策，自己的企业都有享受到。

　　而当地台办、街道办的关心关爱，也让这位25岁的台青感动不已。纪伟祥的父亲2016年在深圳患病去世，当时年仅19岁的他正在台湾读大二，原本打算毕业后留在台湾的他不得不往返深台两地，全力以赴帮母亲撑起父亲留下的工厂。“那时又刚好赶上当地要修高架桥，工厂要迁址，我和母亲两眼一抹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幸好龙岗区坪地街道帮我们寻找到了合适的厂房。”纪伟祥回忆说。

　　2022年，他凭借此前的积累开设了一家新材料领域的创业公司。龙岗区台港澳事务局得知后，经常主动跟他讲解最新的创业政策，在他们的帮助下，纪伟祥顺利申请到了几万元的创业补助。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深圳不仅积极落实国台办、广东省台办的相关惠台政策措施，帮助台企转型升级和扎根深圳，还积极开展“惠台暖企”行动，通过调研、座谈了解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碰到的困难，第一时间协助企业解决合理诉求，帮助台资企业良性发展；经常举办海关、税务等系列政策宣讲活动，为台胞个人和企业提供指引，并针对政策落实中存在的问题，一项一项推动解决，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实实在在的关爱和帮助让深圳的台青们不再孤单，“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脍炙人口的口号也印入他们的心田。“我们在创业途中接触到不少台商协会、台办和台港澳事务局的干部，他们就像长辈和朋友一样亲和。这几年因为疫情，餐饮行业尤其不容易，为此他们经常自掏腰包来‘帮衬’，比如加班时叫我们家的外卖，或者下班后专门来买走一大袋面包。”刘天庭说，这让他心里暖暖的。

2022年2月，在深圳的台湾青年制作汤圆庆祝元宵佳节。资料图片

　　广阔天地让年轻人大展身手

　　“设计能快速帮助产品融入大众视野，更易于让大家接受。”在2022年深圳中芬设计园举办的海峡两岸青年创客论坛上，来自台北的设际邹工业设计合伙人涂惟甯在演讲中激情昂扬地分享着自己的创业心得和未来愿景，“希望我们的设计有一天能代表中国设计。”

　　近年来，像涂惟甯一样选择来深发展的台青越来越多。在广东良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艺龄看来，她的客户种类的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趋势的变迁。

　　“15年前我刚来深圳时，300多人的律所只有我一个台湾员工，服务的也大多是大陆企业。现在我的客户有越来越多的台商企业，包括很多科技创新型、服务型、咨询类、餐饮类企业。”张艺龄感慨，这些年来，她还亲眼见证了台大深圳校友群从十几人发展壮大到数百人，深圳这座城市从一开始受到创业型台青的青睐，逐渐拓展为职业型台青的理想目的地。

　　“特别是很多海外留学的高端科研人才和专业人士，也喜欢来深圳发展。”张艺龄认为，如今的局面一方面是由于深圳本身的发展土壤非常肥沃，产业基础、政策条件好，资本市场活跃；另一方面是这里拼搏奋斗的氛围特别适合有理想的年轻人来打拼。

　　纪伟祥也表示，深圳的舞台很大，无论什么行业，在这里是和全球最强的公司在竞争，而拼搏奋斗的深圳精神让年轻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在想着如何变得更好。

　　正是在这种拼搏的氛围下，短短两年间，纪伟祥已经迅速掌握了研发、生产、财务、管理等事务，将公司全盘接手。然而他并不就此满足，决心继续尝试挑战——今年要把在台湾和其他合伙人创办的公司迁过来。“长远来看，纯粹做来料加工并不稳妥，必须要做大做强，向产业链方向进发。”

　　台青们踊跃参与先行示范区的建设也反映在数据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第三季度，深圳累计引进台资企业7753家，引进台资145.58亿美元，现存3941家，在上交所、深交所上市台企8家，涵盖了集成电路、精密制造、生物科技、文化创意等行业。

　　两岸交流为台青提供更多选择

　　“我已经将深圳列为今后立足发展的首选城市。”在参加了2022年台湾青年深圳实习活动后，西南财经大学台湾省籍学生陈琦帧说。这次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实习也给东海大学台湾省籍学生张皓哲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有机会我一定要再来深圳，也希望更多台青来深实习及发展。”

　　为了加强两岸青年交流，2016年以来，深圳每年暑期都会大规模组织接收台湾青年前来实习，累计发布3000余个实习岗位及1000余个实习衔接就业岗，先后吸引了近1000名台湾大学生；结合台湾人才特点，突出在金融、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等深圳优势产业提供优质实习岗位，为毕业生和企业创造双向选择的平台；对所有来深实习台青提供“亲情服务”，印制《台湾青年来深交流指南》，为台生提供交通卡、意外保险，协调解决银行开户等，开展资讯专题宣讲，强化“资讯连接”，帮助他们更好融入深圳的工作生活。

　　浓浓的亲情氛围和良好机会，吸引着台青们从想来“看一看”，到想要“待一段”，继而选择“留下来”。

　　“我和太太2015年来深圳时，这边没有一个亲戚朋友，也没有其他认识的台湾人，现在已经有了超多关系很好的大陆朋友。这里包容的氛围和追求卓越的奋斗情怀，让我们有了许多职业上的追求和想去突破的领域。”刘天庭说，“就算以后二次创业，我们也还是会选择深圳。”

　　如今，张艺龄为许多台青提供创业辅导和法律资源平台，用她的话说，“我已经是深圳人了”，她宛如台青朋友们眼中的“哆啦A梦”，不管是创业政策、法律疑问，还是生活上方方面面的问题，大家都会找她，她也在全力帮助台青们积极融入这座年轻的城市。

　　“我从两年前开始帮忙做实习生辅导的工作，带过的台青大部分都是自己主动来深圳的，他们的思维无一例外变得更加宽阔。我真的想对更多台青们说，来这里看看吧，在深圳你可以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纪伟祥说。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0日 12版）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