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估值600亿到市值236亿 卫龙经历了什么******
学校门口五毛一包的辣条，曾是不少学生的心头爱，也是家长们的眼中钉。毕竟在很长一段时间，辣条都是“垃圾食品”的代名词。
成立于2001年的卫龙(09985.HK)，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痛点背后的机会——通过塑造干净卫生、高端的品牌形象，逐步抢占国内辣条市场。
随着辣条生意越做越大，卫龙也受到了资本的追捧。红星资本局注意到，2021年5月，刚完成了Pre-IPO轮融资的卫龙估值一度高达约600亿元，在一级市场可谓风光无限。
但“高峰”后的“下坡”也很快到来。2022年12月15日，卫龙登陆港交所，上市当天股价便破发，企业估值也大幅度缩水。截至1月31日收盘，卫龙报收11.62港元/股，最新市值273.20亿港元(约合人民币235.53亿元)。
估值破灭背后，围绕“辣条第一股”的争议也随之而来，比如主营业务增速放缓、单一产品抗风险能力弱、行业门槛低等等。
资本重估
卫龙上市之路坎坷
卫龙先后三次递交上市申请，但上市首日即遭破发。期间，卫龙还向机构投资人进行了巨额股份补偿。
回看卫龙的上市之路，可谓十分坎坷。
2021年5月初，卫龙完成Pre-IPO轮融资，并首次引入外部资本；CPE、高瓴、腾讯、Yunfeng Capital、红杉资本等均在其中。
2021年5月12日，卫龙首次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不过，卫龙等了6个月直到招股书即将失效，也没有等到港交所聆讯。
就在上市材料失效的前一天，卫龙二次递交申请，并于2021年11月14日通过上市聆讯。但由于市场环境不佳，卫龙又选择延后上市。
2022年4月，高瓴、红杉、腾讯、CPE源峰等机构投资人，要求卫龙进行巨额的股份补偿。卫龙以0.00001美元每股的价格向投资者出售了1.576亿股普通股，近乎无偿地将股份转给了前期投资者。此举还大幅拉低了公司利润，导致卫龙2022年上半年亏损2个多亿。
此次补偿后，卫龙的估值降为50.84亿美元，粗略计算为350亿人民币，相比于此前约600亿元的估值已经接近腰斩。而这还仅是卫龙资本“梦碎”的开始。
2022年6月27日，卫龙第三次向港交所递表，并于次日再次通过港交所聆讯。
2022年12月5日，卫龙公告称发售价为每股10.4港元至11.4港元之间。随后在2022年12月14日，卫龙公布发售价厘定为每股10.56港元。也就是说，卫龙几乎是以下限价发行，这意味着机构并未对卫龙给出太高的溢价。
2022年12月15日，卫龙正式登陆港交所，但首日即遭破发，开盘跌超3%，收跌5.11%，首日市值为236亿港元。
而后股价再连跌两日，12月19日收盘，卫龙跌至每股8.85港元，总市值为208.08亿港元(约合人民币186亿元)。
卫龙估值破灭背后，一方面是前期资本确实“过热”，经过曲折的上市之路以及新消费市场热度降温后，市场开始趋于理性；另一方面，从卫龙第三次递交招股书所更新的财务数据来看，其业绩也不足以让市场满意。
最新招股书显示，2019-2021年，卫龙的营收同比增速分别为23%、21.71%、16.5%；而在2022年上半年，卫龙营收直接同比下滑了1.8%；与此同时，净利润增速从2020年的24.41%也缩水到2021年0.97%。这都显现出卫龙的赚钱能力有所减弱。
高端悖论
“连卫龙也吃不起了”
辣条是一个门槛很低的行业，这让卫龙的高端化、提价空间受到一定限制。
一直以来，卫龙都在积极营造自己的“高端”形象。
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是卫龙在市场上脱颖而出的重要推动力，但“用力过猛”也可能反噬企业在用户心中的塑造品牌形象。
公开资料显示，卫龙分别于2022年4月与2022年5月对企业产品进行提价，其中2022年4月定量产品终端售价提价1元，2022年5月散装产品终端售价提高30%，提价后渠道利润率总体上升。截至2022年7月，流通和KA渠道(重点客户渠道)已完成价格传导。
据光大证券研究院数据，以一包106g精装版大辣条为例，提价前售价为4元/包，提价后价格为5元/包；各渠道环节中，出厂价与终端零售价均明显上涨。
与此同时，关于卫龙涨价等话题也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网友广泛讨论。不少网友表示：“连卫龙也吃不起了。”
消费者层面的“不满”情绪，在卫龙2022年上半年的财报中也有所体现。
首先从销量来看，招股书显示，2022年上半年，辣条所在的调味面制品业务的销量，比上年同期少卖13081.2吨，销量下滑幅度达到13.82%。
这也是过去五年中，卫龙以大面筋、小面筋为代表的调味面制品业务首次出现销量下滑；与此同时，蔬菜制品和豆制品及其他产品销量也分别下降了3.94%、19.71%。
其次从收入来看，招股书显示，2022年上半年，卫龙营收同比下降1.8%；其中，调味面制品实现营收13.4亿元，同比下降4.3%。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消费者在辣条的选择上，并不是非卫龙不可。
据斯特沙利文数据，按2021年零售额计，卫龙作为中国最大的辣味休闲食品企业，其市场份额也就占了6.2%。也就是说即便是行业第一的卫龙，市场话语权也并非那么高。
同时，辣条是一个门槛很低的行业，低门槛让行业愈加内卷，这让辣条行业的高端化、提价空间受到一定限制。
相比之下，在“高端”之路上，如三只松鼠、良品铺子等零食企业，“高端”依靠的是原本的品牌形象和丰富的产品矩阵。这些企业切入高端辣条市场的优势也优于卫龙。
而卫龙绑定在辣条单一产品以及直接提价的方式，这种“高端”最终可能会让消费者越走越远。
渠道之困
经销商或成双刃剑
卫龙称：“我们依赖第三方经销商将我们的产品投入市场，而我们未必能够控制我们的经销商及彼等的次级经销商及零售商。”
营收增速下滑，卫龙迫切需要找到新的业绩增长点，这也是重拾市场信心的关键。
目前来看，拓展收入的路径有两个，一是产品多元化，二是渠道线上化。这是卫龙的新机会，同样面临的挑战也不小。
首先是产品多元化。其实从2014年起，卫龙就开始了休闲化转型之路，先后推出魔芋、干脆面、自热火锅“背锅侠”、酸辣粉、“自来熟”辣条火锅等产品，2020年还推出溏心卤蛋系列等等。
经过长期的发展，以魔芋爽为代表的蔬菜制品占营收的比重已经显著提升。
招股书显示，2022年上半年蔬菜制品营收占总收入已经达到36.2%。但与此同时，不管是魔芋爽还是其他产品，这些休闲零食早已是一片竞争红海市场。
从卫龙的研发投入来看，招股书数据显示，2019-2022年上半年，卫龙的研发投入分别为57.3万元、337.6万元、549.7万元和693.4万元，占总收入比例仅为0.3%左右。这样的投入，或许很难证明卫龙在研发上的“诚意”。
其次是渠道线上化。卫龙在线下渠道建设上表现十分亮眼，招股书显示，截至2022年6月30日，卫龙与超过1830家线下经销商合作，销售网络覆盖了中国73.5万个零售终端。
与线下的强势相比，卫龙的线上渠道布局显得有些滞后。招股书显示，2019-2021年，卫龙营收中分别有92.6%、90.7%和88.5%来自线下经销商，线上渠道占比仅有10%左右，低于良品铺子的53.1%和辣条同行麻辣王子的20%。
卫龙招股书透露，企业消费者有95%是35岁及以下人群，55%的消费者年龄在25岁及以下，而这部分群体正是热爱网购的消费主力群体。这样看来，卫龙若是重点发力线上，依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现实是由于长期依赖线下渠道，也会给线上转型带来较多阻碍，比如推动线上的营销折扣，就会影响经销商的利益。
卫龙在招股书中也坦言：“我们依赖第三方经销商将我们的产品投入市场，而我们未必能够控制我们的经销商及彼等的次级经销商及零售商。”“经销商选择或者增加销售竞争对手产品、未能与现有经销商续订经销协议及维持关系、经销商减少、延误或者取消订单等情况均会造成卫龙收入波动和减少。”
曾经靠着线下经销商打开市场局面，如今却成为了卫龙发展的双刃剑。如何拓展渠道，颇为考验卫龙管理层。
小结
当下，卫龙确实面临着主营业务增速放缓、单一产品抗风险能力弱、行业门槛低等诸多问题。
如何打开新局面？如今成功上市的卫龙，需要尽快给出一份新“答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刘谧
中新社70年丨从“海棠院”出发，他走在最前面******
“从47个开始”
1952年9月14日，44岁的廖承志走出家门，向东行二三百米，走进了“海棠院”。
▲《中新社人文地图》，章新新绘“海棠院”是以种植海棠树而闻名的老四合院，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北新桥三条(以前叫“王大人胡同”)东头北侧的中侨委大院里，是清朝理郡王府的旧宅，距廖公家很近。他家小院东墙，开了一个小门，便于他到中侨委大院上下班。
当年，《乾隆京城全图》中，曾描绘过“海棠院”，它是康熙长孙住过17年的故居。近晚，日军占领北平，小院曾沦为伪满洲国使馆。1949年之后，原是中侨委的办公场所，后来成为筹备中国新闻社办公的地方。侨领庄希泉曾居于此。上世纪80年代，还曾是国务院港澳办的办公地。
1952年，夏末秋初。这一天，中侨委副主任廖承志来到“海棠院”，出席建立中国新闻社筹备会议，做动员讲话。当时，参加中国新闻社筹备工作的，共有47人，因此这篇讲话就被命名为：“从47个开始”。他说：“现在，你们有47个人，这在开头已经不算太少了。新华社起家的时候，才5个人嘛！”
打破关门主义
怎么样办好中国新闻社是筹建中国新闻社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廖公在讲话中向中国新闻社的同事发出了“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号召。
▲廖承志历史资料图片，中新社发廖公特别强调，报道要“群众化一些”，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要使报纸能够办下去，但是现在有的人只求痛快，不顾政治后果，这是不对的。应该做到既能坚持立场，又能使报纸生存下去，否则是没有好处的。
第二，有些朋友很天真，不懂得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不知道根据具体情况照搬国内的一套，是常常要犯错误的。
“应使华侨对中国新闻社有好感”，他说，“中国新闻社首先要解决消息的形式问题”，“要如何使华侨看了不会感到它一点生气也没有。要做的有分量，就应掌握华侨的特点，了解其困难，报道要有特色。”
筹建中国新闻社过程中，时近新中国成立三周年，中国新闻社组织了一批试播稿件，报送廖公审批。有一次，在一篇800字的综合报道稿件上，廖公批了6个字：“太长！太长！太长！”连用了三个惊叹号。
廖公在筹建中国新闻社初始，就为建构中新风格确立了基本路向：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报道要“群众化”，为广大海外侨胞生存发展服务，为广大华侨报纸生存发展服务。
反对“文抄公”
从“海棠院”出来，西行不过一二百米，就到了原来中侨委的小礼堂。“文革”之前，中国新闻社的重要会议多曾在此举行。
1965年3月12日，廖公在这里接见中国新闻社分社会议代表并发表讲话。讲话主旨，非常鲜明，就是反对“文抄公”。
廖公特别强调，“中国新闻社是要把富有高度政治性的新闻，消化成为华侨中间、落后读者能吸收的东西。这就需要马列主义水平更高一些。‘文抄公’不是马列主义。正是这样，我说，中新社编辑部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应当有高度的马列主义，而形式是爱国主义”。“我们天天发出的消息，是不是上政治课？上政治课是对的，但不是教条主义的政治课。不是没有血肉的、无的放矢、‘文抄公’和教条主义的政治课。”
他说，“报道不要啰嗦、过长，要简短有力”，“中新社的报道，要根据马列主义的解说，把事实编排起来，要以思想理论的指导去摆事实，用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讲话。中新社更要注重摆事实，以事实教育、团结华侨。”
对有些事情，廖公不主张对外公开报道。他一口气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反对封建迷信，如说‘大中华’(香烟包装盒)上两个华表是‘封建’；‘红双喜’(香烟包装盒)也要改，这是胡闹，不能报道”；
第二个例子，“宣传增产节约，不要去报道‘不买猪肉就是爱国’”；
第三个例子，在讲话现场，有同志问，对贫下中农的作用如何报道？廖公当即说，“中新社在一个时期，综合报道一下就可以了”，“如‘李双双’，在国内受欢迎，国外看不懂。”
廖公一再强调，“要提高通讯社的威望，切忌‘文抄公’。”他讲的“文抄公”，不仅仅指报道风格，也是说办好中国新闻社，要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在当时，廖公的讲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从原来中侨委小礼堂往北走，不远就到了中国新闻社旧办公楼。在旧办公楼的一楼，有一间面积不大的放映厅，可以坐四五十人。“文革”之后，中国新闻社复办，最初在小礼堂办公，上世纪80年代才搬到旧办公楼，小放映厅也成为中国新闻社举行内部会议的首选场地。
1981年2月26日，廖公在这里参加中国新闻社分社、记者站会议，发表即席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新闻社的工作要“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他说，要“最大限度地加以灵活应用，面对国外，主要面对海外华侨，还有中国血统已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它的工作对象还可以扩大到和这四种人有密切联系的外国朋友。”
他特别强调，“你们中国新闻社应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是讲面对着复杂的群众，你说它是中间的也可以，说它是中间落后的也可以，甚至是完全落后的也可以，但是我们必须争取他们。”
他反复叮嘱，“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太了解我们情况的人，你对他们唱高调，变成对牛弹琴了。所以还要看对象。注意针对性，才能够定合适的调子。要不然，情况不同，对象不同，你弹出来的声音还是一个样子，那就不太对头了。就外面的读者、群众来讲，还是两头小、中间大，这是一个规律。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不穿“干部服” 要说“家常话”
这次讲话的背景是，当时中国新闻社刚刚恢复建制不久，业务发展日新月异，中国新闻社的同志都希望廖公出来讲话，把中国新闻社确定为“国家通讯社”。
廖公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新社是什么性质的通讯社”。他说，“中新社就是一个国家通讯社”，“不能认为中新社是同仁通讯社，也不能认为中新社仅仅对华侨宣传，就说它是一个杂牌通讯社”。
同时，他一再说，中国新闻社的报道“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应该穿“干部服”，不应该像个官僚，不说官话，要会说家常话。对于怎样坚持和发扬中新社风格，在这篇讲话中，廖公阐述得很清楚，且反复地讲，苦口婆心，真是千叮咛、万嘱咐。这篇讲话是廖公到中国新闻社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也成为他对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最后嘱托”。
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
廖公每一次到中国新闻社讲话几乎都没有讲稿，即席而谈，开门见山，不讲官话，没有套话，谈笑风生，诙谐幽默，提纲挈领。
从“海棠院”到小礼堂，再到小放映厅，廖公的这三次讲话，在中新风格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回答了“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将走向哪里”的重大问题，是中新风格生成、发展、成熟的历史样本。
始终不渝地坚持爱国主义报道方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为海外广大侨胞服务，是廖公对外宣传思想活的灵魂，也是中国新闻社历经历史曲折获得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他不是中国新闻社的编辑记者，也未在中国新闻社担任过任何职务，甚至他的履历表上也没有他与中国新闻社历史渊源有关的文字记载。但一早一晚，他常常要听取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汇报。晚饭后，他有时还会到中国新闻社总编室，了解发稿情况，审看稿件。
1952年9月14日，“今天，中国新闻社成立了，算是母鸡下了蛋。但是这个蛋，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要靠大家的努力来决定”，“从47个开始”那篇著名的讲话之后，中国新闻社的队伍从“海棠院”出发，日益壮大，浩浩荡荡。七十年了，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一直走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廖承志先生。
▲本文作者章新新(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作者：章新新(中新社原社长)
| 一分pk10地图 |
